曹云祥的任职清华

当时北大国学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都为了“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招聘具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研究教授。蔡元培、曹云祥两位校长考虑之中的对象，起初仅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叶德辉（被歹徒杀害）、罗振玉、王国维等几位大学者，即使像吴宓、李济这样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未被聘任“研究导师”（才学出众的李济仅受聘为讲师），可见规格之高、标准之严。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其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当时就读于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千余名听众之一。对于梁启超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
梁启超获悉此文后以及作者的身份后，气急败坏，紧急约见清华校长曹云祥，以辞去清华国学讲座相要挟，要求处理王造时。曹云祥无奈，只得把王造时找去严加训斥，并要他写悔过书，并由他陪同向梁启超请罪，否则便要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将王造时开除。这次交涉并无成效，曹云祥还是要王造时考虑他提出的办法，即当面向梁启超悔过请罪。几天后曹云祥再次为此事找王造时。这第二次交涉亦无成效，王造时辞别曹云祥后暗自思忖，觉得自己很冤枉，于是和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向曹云祥校长讨回公道。
两三天之后，曹云祥第三次为此事约见王造时。王造时再次重申，他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为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此事清华学校并未进一步深究，曹云祥提议的委员会公断的方案也未曾实施，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王造时推断，“我想必定时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 曹云祥在清华做了六年的校长（1922年4月—1927年底），是清华学校时期所有校长中任职较久的一个（最久的是梅贻琦）。在任职期间，他为清华的发展做了努力如：大学部的正式成立，国学院的兴起，教授治校制度初具雏形等等。可是由于这时清华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华早期的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日渐增多。这些留美回来的学生们大多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而曹云祥尽管任用了清华第二批留美学生张彭春为教务长，并支持“少壮派”对清华的改革，却仍然是不学无术，官气十足，而且在行政部门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在清华内部就形成了“少壮派”和校长曹云祥及其亲信的保守派势力相对抗的局面。
1926年6月，教务长张彭春因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而辞职，从而引发了所谓“挽张去恶”的风潮。在少壮派教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在校内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清华恶势力”，“改造清华”等口号，当面要求“与清华前途发展有妨碍者三人辞职”。被要求辞职的三人，便是曹云祥安排的亲信，时任清华机要部主任，斋务处主任和大学专门科筹备主任，当时被清华学生称之谓“清华三恶”。
这一风潮发生以后，清华校内就展开了改造清华的运动，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们要求按照美国大学的机制来改造清华，反对少数行政寡头治校，曹云祥被迫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但是，随后不久，少壮派教师就利用教授会迫使曹云祥辞职。
曹云祥被赶走后，1928年初，外交部派严鹤龄再度代理清华校长。不及3个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派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温应星担任清华校长。又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势力伸入北京，北洋军阀倒台，清华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也就此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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