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保持沉默美文摘抄

姚鄂梅，女，湖北宜都人，现居上海。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等九部，出版小说集《家庭生活》《基因的秘密》等七部。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排行榜，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优秀作品奖、湖北省屈原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有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日、韩等文字并出版。
　　春天的一个周五，我送豆豆上学，路上人车稀少，空气清新，我却因为早起而头脑昏沉，谁能想到春游日反而要比平时早到半个小时。豆豆在后座上扭来扭去，不时弄一下他的双肩包，那里面装满了薯片和可乐，脚下还有一只玩沙套桶，铲子不时在桶里撞出空咚空咚的声音。
　　将近中午，我接到班主任老师打来的电话，说豆豆受伤了，从沙滩游乐场的滑梯上摔了下来。我说没事，沙滩是软的，摔一下没关系。老师有点激动：豆豆爸爸，他昏过去了，我们第一时间打了120……
　　我在路上跟老师不停地通话，直到确认豆豆已经上了救护车，正在赶往最近的医院。
　　五十多分钟后，我来到位于城郊的一所小医院。老师迎上来，带着哭腔说她当时不在他们身边，一个男生过来告诉她，有人晕倒了，她跑去一看，豆豆躺在地上，脸色煞白，怎么叫都不醒；又问那些同学，他们说人很多，很嘈杂，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从上面掉下来的。
　　你确定是滑梯？不是那种……直梯？我问。
　　我仔细看了，它是一个A字结构，孩子们要走直梯上去，到了顶端再坐滑梯下来。现在还不能确定豆豆当时到底是在直梯上还是在滑梯上，待会儿问了他就知道了。老师说。
　　我的两腿像上了发条一样，在急诊室门口走过来走过去。
　　门突然开了，医生脸上挂着一丝捉摸不定的笑意。
　　小朋友的爸爸对吧？讲实话，我也觉得很奇怪，正要给他做检查，他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给他检查了一遍，毫发无伤，他马上就会出来了。医生说。
　　豆豆出来的时候，脸色跟早上出门时没什么两样，只是精神稍稍差了点。我抱住他又摸又捏，没一处喊疼，头也不晕。医生让我们注意观察，稍有不对劲，立刻送医院。
　　可不敢在这个小医院观察，火速赶往市区。我尽量把车开得又快又平稳，生怕中间突发什么状况。等红灯的时候，我瞥了一眼豆豆，问：你不可能是自己摔下来的吧，是谁推了你吗？
　　豆豆直视前方，不说话，我喊他：豆豆，我在问你话呢！
　　他张了张嘴，又停住，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刚才在想，该怎么跟你描述。是这样的，一个男生突然迎面朝我走过来，然后我就从直梯上掉下来了，真的，我感觉他并没有撞上我，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掉下来了。
　　我想回头去看豆豆的脸，但绿灯亮了，我必须把车开出去。
　　这就说明是高年级的男生，因为你说你在梯子上，低年级的不会有那么高。我说。
　　不是我们学校的，因为他没穿校服，他穿一件深蓝色上衣，裤子我没看清。他说。
　　整个沙滩今天都被你们学校包场了，不可能有外人，也许他只是把外面的校服脱了。我说。
　　他肯定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他的衣服很奇怪，我从没见过有人穿那种衣服，怎么说呢？我们的衣服都有拉链，它没有拉链，是扣子；前面一排扣子，也不是往下摁的那种扣子，是……嗯，是要用手指穿过去的那种。他说。
　　深蓝色、有扣子的上衣？直梯？我突然头顶一凉，问：长相呢？他长什么样子？
　　他说：没太看清，好像是个方脸，也不一定，反正不是尖脸。总之，我可以确定，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人。
　　快到医院门口了，他看上去还算正常，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观察一下，就找了个停车的地方，让他下车跑几步，跳一跳。他都照做了，还是说他没什么不舒服。
　　回到家，我凭印象画出那个人的头像，拿去给豆豆看。
　　你说的那个人，像不像这个样子？我问。
　　还真有点像。他就是这种发型，傻傻的，脏脏的。他答。
　　我再画上他所说的扣扣子的上衣，涂上我认为的那种深蓝色。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的蓝色，他整个人看上去也是这样，旧旧的，不太干净。爸爸你真厉害，我看你可以去公安局给犯人画像了。他指着我画的头像说。
　　我画画一般，但把“那个人”画出来，不是什么难事，我太熟悉那张脸。这么多年，无数次辗转反侧，无数次午夜梦醒，眼前总会出现他的样子，狗啃短发，深蓝色学生装——其实那只是毛湖镇人的叫法，它真正的模板来自于军绿色的战士服，但民间弄不来军绿色哔叽面料，更不敢冠以“军装”两个字，只好用蓝色来抄袭同款，并冠以另一个名字“学生装”。那时候的小孩，几乎人手一件蓝色学生装。
　　十岁那年，父亲出任毛湖苗圃负责人，我们一家随之迁往毛湖镇，母亲在毛湖邮政所上班，我在毛湖小学上学。苗圃在山脚下，离毛湖镇大约两里多路。虽然路程不远，但两边都是山，很少看到行人。尤其是早上上学，前面冷不丁嗖的一声，一个东西一闪而过，虽然知道可能是山上的某种野生小动物，但万籁俱寂中突然来那么一下，还是让人头皮发麻。如果这嗖的一声来自后面就更可怕了。幸亏有陈翔宇，他们家离苗圃很近，我们算是真正的邻居。他跟我一样，也在毛湖小学上学，但不在一个班级。
　　起初我只知道有个人似乎跟我同路，但我们一前一后从不说话，直到有一天，苗圃的高小慧突然拉着他，对我说：你们是同学呢，以后你们俩可以搭个伴，一起走。我才知道他是高小慧的儿子。
　　苗圃除了山下的花园和温室大棚，山上还有很大的苗木基地，这就需要在当地雇用一些季节性短工，从事栽培、扦插、施肥之类的工作。有人来购买苗木花卉，也需要有人包装、搬运。高小慧算是苗圃相对固定的资深临时工之一。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高小慧每天往苗圃跑，有时甚至一天几趟，但她每次进门，阿黄都要冲她不依不饶地狂吠，弄得她很没面子。
　　我们刚到苗圃的时候，阿黄就已经在这里了，每个人都喜欢阿黄，烧饭的呙师傅总是按八个人头烧饭，其中一份就是阿黄的。在呙师傅的定量之外，爸爸通常还要再给阿黄加一根骨头，阿黄对爸爸的感情与日俱增。爸爸有一辆摩托车，隔两三天就骑着它进一次城，向上级汇报工作、开会之类，每次回家，隔着老远阿黄就箭一般冲出去迎接他。其实当地还有好多跟爸爸那辆一模一样的摩托，苗圃的职工，包括我，都常常听错，阿黄却一次也没有错过。自得之余，爸爸开始嘲笑被阿黄追着咬的高小慧。
　　他说：高小慧，连狗都讨厌你，你还不好好反省。
　　高小慧也不客气：张经理，你就是个四不像。说你是国家干部吧，你又不坐办公室，有时还要去地里扛锄头；说你是领导吧，你手下才八个人，里面还包括一个烧饭师傅和一条狗；说你是城里人吧，你裤腿上沾满泥巴，也吃不上自来水；说你级别高吧，你连一辆小汽车都没有，一年四季夹个破摩托。
　　爸爸假装生气，小眼睛斜乜着她：这个时候你嘴巴特别利索，该你发言的时候屁都放不出一个。
　　高小慧说：你看，我没说错吧，哪个领导会像你这么说话。
　　他们斗嘴的时候，旁边的人会火上浇油：张经理，别被一个女人瞧不起，你就去买辆小汽车，我们苗圃又不是买不起。
　　爸爸说：懒得跟你们这帮家伙计较，老子以前在部队，什么车没开过？什么人没见过？
　　高小慧很聪明，斗嘴斗到这里，就找借口走开了。她走路有点奇怪，不管多着急，两条腿也快不起来，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她有一条烟灰色裤子，裤管很细，却又不显得紧绷，严丝合缝地裹住她的屁股和长腿。我常常会望着那两瓣屁股发痴，我也不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反正我从没见到过那样的屁股，妈妈、老师、同学、同学的妈妈，我见到过的所有女人，她们都没有那样的屁股，她们的屁股丝毫不能牵住我的眼睛。
　　高小慧跟我妈妈关系也不错。好几次，我看到高小慧跟妈妈一起从镇上回来，她们挨得很近，走得很慢。我妈比高小慧矮，当然也比她略粗一些。高小慧爱穿红色衣服，我妈常年邮政绿，一高一矮，一红一绿，从远处走来，红点绿点一点点放大，也是容易让人发呆的风景。
　　高小慧叫我妈兰姐。她们在一起的话题总是那些，不管从哪里开头，最后总要落到我们头上。比如高小慧爱说：昨天我家陈翔宇说，老师又表扬张驰了，说他连后面的加试题都做对了，很多人根本连前面的题都做不完。兰姐，别看我们的孩子现在都在毛湖镇，都吃一样的饭菜，上一样的学校，他们终究是不一样的人，差距很快就会出来。过不了几年，张驰就会离开这里，从此以后，他就装上翅膀了，越飞越远了。我们陈翔宇就没人给他装翅膀呢，就飞不动呢，一辈子都出不了毛湖镇。
　　我妈再谦虚，也架不住她有理有据地抬高他人贬低自己，只好转移话题，说起她在溪边种的几窝南瓜，不知为什么，一点都不面，也不甜。成功地把话题引开了。
　　她们在苗圃门口话别，刚一转身，妈妈脸上的笑就消失了。她在外面与在家里，根本就是两个人，就像现在，她脸上明白无误地写着一句话：又要面对这个烂摊子了。但这不妨碍她爱我们这个家，一进家门就抛开一切，用心伺候它。她拿着抹布，弯下腰，甚至趴到地上，仔细擦拭每一个角落。她洗过的衣服，不用熨斗，也能叠得平平整整。她织的毛衣，跟商场里买的毛衣一模一样，就连我作业本上的签名，也能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张驰，你妈妈是不是练过书法？
　　有时我觉得，她太爱我们的家，爱到忘情、忘我的程度，以至于忽略了这个家里的人。比如爸爸进门的时候，她不是忙得没工夫看他一眼，就是根本没听见他进门的脚步声。
　　其实爸爸脚步很重，手也很重，门窗和抽屉在他手里注定短命，隔段时间就会有人上门来修拉手和链条。他找一样东西，超过两分钟还找不到，必定会发脾气，会骂人：真他妈蠢猪，一点都不懂得管理。他骂人从不点名道姓，但谁都知道他在骂谁。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妈妈就在家里，就在他旁边，她也不吱声，我猜她大概是这么想的：没点我名，就跟我无关。
　　苗圃总共就一栋楼，走廊在中间的那种，办公、住宿兼用。作为苗圃经理，我们家比一般职工多一间房，我们家有四间，一间厨房——虽然有食堂，妈妈还是喜欢偶尔在家烧一两道菜，为食堂的饭菜锦上添花；两间卧室，我一间，爸妈一间；一间客厅，基本被爸爸占领，他喜欢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睡着了当然不会把自己搬到卧室，所以客厅渐渐也成了他的卧室。妈妈喜欢在半夜醒来，趿着拖鞋去厨房喝水，喝完水，杯子重重地蹾在饭桌上，再啪嗒啪嗒回房，把自己扔回床上。
　　许多个早晨，我被尿憋醒，出去找厕所，看见爸爸在沙发上把自己裹成圆筒状，看上去很可怜，但他打着香甜的呼噜。
　　妈妈经常跟我讲以前，那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时爸爸还是个军人——是有勤务兵的那种军人哦！这是妈妈反复强调过多次的。妈妈去探亲，勤务兵服侍得相当周到，连牙膏都给挤好，搁在杯口。她之前没见过这阵势，害羞得不得了，直到第三次探亲时，她才没在勤务兵面前脸红。爸爸刚转业那会儿，很不适应，过了很久，才被安置在林业局，到了林业局，又立马被下派到苗圃。妈妈的邮局工作也是转业时安置的，所以常听爸爸说，你没资格挑精选肥，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好与不好都是你的命。
　　爸爸初到苗圃，也不适应，他似乎是个适应能力不太强的人。他过分强调苗圃是林业局二级单位，是有科研任务的。他也不喜欢自己动手搞培育，他招了几个相对固定的临时工，对他们实施军事化管理。早上把他们叫到面前，大声下达任务；晚上敲铃收工，一一验收进度和质量；中间他挎上猎枪上山搞视察，搞规划，顺便打几只野鸡和兔子交给呙师傅。
　　临时工中，与高小慧齐名的还有一位，叫吴明玉，这人跟高小慧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因为家离苗圃比较远，吴明玉中午通常不回家，在食堂吃过饭，稍事休息，又开始工作，有时也坐在食堂里翻看苗圃的那本《园林》杂志。据说每次开会，爸爸都要提这事，提倡大家都向吴明玉学习：光有实践是不行的，光有实践，你只会一次又一次重复以前的错误，没有新知识补充进来，你会错误一辈子，而不看书不学习，那些新知识不会自己跑到你脑子里去。他特意把书报夹从办公室搬到食堂，把正式工才能享有的特权拿出来跟苗圃所有人分享，为的就是方便大家有空坐下来时，随时翻看几页。结果真正听他话的人，只有吴明玉一个。
　　我总觉得妈妈跟高小慧关系更好一些，跟爸爸对吴明玉的欣赏有关。我曾经无意间听到妈妈对高小慧说：一有空就织毛衣，你也跟别人一样看几页书嘛。高小慧说：你以为她真的在看书？你以为她能看得懂？当然，里面有些插图还是挺好看的！妈妈冲她嘘了一声：人家在钻研业务，你不向人家学习还说风凉话。
　　高小慧说：我跟你说，她真的是天下第一会装的人。你老公在食堂吃饭，她就看杂志；你老公不在，她肯定不看。不信你以后观察，看我有没有说假话。
　　妈妈问：不会吧？至于吗？他又不是什么大权在握的人，讨好他有什么用？
　　高小慧说：也许她想表现好一点，有朝一日能转成正式工？
　　妈妈说：老张不一定有这个权力。她家里什么情况？
　　还不是跟大家一样，老公、孩子，好像还有个老公爹。高小慧说。
　　谁介绍她来苗圃的？
　　她来得可早呢，你们家的还没来，她就已经在这里做了。听说前一任苗圃经理跟她关系也挺好的，人家特别擅长处理这种关系知道吗？人家在苗圃的工资也是临时工当中最高的。
　　也许她只是非常需要这份工资，所以才会用心对待工作。
　　是啊，是很用心，就怕接受这份用心的人会产生误会。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总之，咬人的狗不叫，像你们苗圃的阿黄，叫得比谁都凶，但从来没见它咬过一个人。
　　冬天的晚上，高小慧喜欢来我们家蹭炉子。我们有一个烧煤的炉子，长长的烟道穿过墙壁伸到外面，屋里没有一点呛人的煤烟味。我们在上面烧水，炖火锅，烤红薯，当然，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取暖。我记得高小慧来我们家炉子边哭过一次。我妈绞了一个毛巾，让她擦脸。热毛巾下，她的眼泪并没有止住，反而像被融化了一样，淌得更多。我要跟他离婚！高小慧喊，我一天都不要跟他过了。妈妈一脸愁容，似乎比她更伤心：孩子还小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再找任何人，对孩子来说都不如他。妈妈找来碘酒，为她治伤，脸上，胳膊上，腿上，再一翻身，后背又青又红像块花布，有些地方还破了。我妈忍不住喊了起来：老陈个狗东西！真的下了狠心呀！
　　他把老娘按在河滩上打，河滩上全是石头，他成心要打死我。高小慧哭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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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见《中国作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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