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是不是一直这么逆来顺受,他的梦想还能实现吗?他还会有怎样的际遇...

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和个人奋斗方式，是使祥子陷于悲剧深渊的主观原因。祥子作为一个尚未觉醒的个体劳动者，有着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最高的理想是做一名自食其力的自由车夫。这本来无可非议，但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狭隘眼光妨害了他对社会和自我命运的深刻认识。他的确难以看清当时杜会的本质，更难以懂得走什么样的道路才从根本上获得翻身解放。 起先他认为，“有他的身体和力气做基础”，只要自己省吃俭用，“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不是不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但在那个社会中，这种生活理想是非常短视的。为了买车理想，“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为了买上自己的车，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儿们”，“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哪怕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他同其他车夫一样单枪匹马去奋斗，“他们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这种思想认识在当时社会的个体劳动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个人奋斗根本不是旧社会的劳动人民摆脱困境的求生之路，所以祥子的生活理想与社会现实世界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尖锐矛盾。正如作品中饱经风霜的老车夫老马所说的那样：“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有什么蹦儿？”显然，这位老车夫是作为作者的代言人出现的，他的话点明了祥子所面临的个人奋斗与群体反抗的人生选择。但祥子却没有作出作者所期望的选择，相反，他盲目地自信自己与其他车夫不同：“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上堕落深渊。小说最后写祥子完全变了个人，他变得懒惰、贪婪、麻木、缺德，他打架、使坏、逛窑子……“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么毁灭个人”，“个人奋斗”的道路是造成祥子悲剧的内在根源。小说结尾予以了总结和否定：“体面的，好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正是对祥子小生产者个人奋斗的思想、性格悲剧的深刻概括。（二）悲剧的客观原因。一是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祥子想自己买一辆人力车的愿望，正像农民梦想拥有土地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最低愿望，然而这一正当的愿望在那个社会里却似乎成了奢望。祥子历尽艰辛，饱尝委曲，三起三落，欲独立自主而终不可得，是因为他面对着一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人力车夫祥子只能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牺牲品。他不可能以一己的力量与这个黑暗社会抗衡，而这个社会却把他从“人”变成了“鬼” ——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二是车厂主女儿虎妞的诱骗。在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过程中，虎妞的介入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祥子的生活理想与虎妞的生活理想截然不同，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他们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强扭的瓜”，有的只是虎妞对于祥子的性欲要求；对于祥子来说，虎妞的纠缠不啻是一种灾难。这是一个资产者的丑女引诱与腐蚀（精神与肉体两方面的腐蚀）无产者穷汉的悲剧。 三、悲剧的意义　 祥子悲剧性格的典型意义，首先在于揭露和控诉了黑暗、冷酷、腐朽的旧制度旧社会对劳动者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骆驼祥子的一生,是肉体与精神被万恶的旧社会咀嚼吞噬的一生。作家老舍从祥子的被毁灭,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者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对此，作者有充分的创作自觉性。他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和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祥子作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农村地主阶级的压榨，使他一家倾家荡产。祥子被迫来到城里后仍然逃脱不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在人和车厂，厂主刘四靠出租洋车剥削工人，对祥子的剥削可谓敲骨吸髓；在杨家拉“包月”，杨氏夫妇视他为家奴，当牛马使用，冷酷刻薄使小伙子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封建军阀的大兵抢去了他用几万滴汗换来的新车；特务的敲诈勒索，劫去了他辛苦积攒的几十块银洋；在衙门里供职的夏先生，太太水性杨花，诱惑祥子，使他染病。还有陈二奶奶，用巫术为虎妞接生，骗了祥子的钱，害了虎妞的命。一言以蔽之，刘四爷剥削祥子，大兵祸害祥子，侦探抢劫祥子，杨家驱使祥子，夏家侮辱祥子，陈二奶奶愚弄祥子。不管祥子多么刻苦耐劳，多么忍辱负重，多么拼命挣扎，多么能干要强，到头来也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尚未觉悟的个体劳动者祥子，只能“痛苦的活着，委屈的死去”。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吃人的社会制度给他的苦难命运。“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精神’只生在大富人家”。小说所写的“逃匪”、“侦探”等的欺压，都映现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背景，祥子悲剧是由上述那一伙人造成的，这些半封建半殖民的产儿，旧官府的爪牙和帮凶，他们摧残迫害祥子，也意味着整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对祥子的摧迫。老舍以生动形象的艺术笔墨道出了祥子悲剧的社会根源：“人们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是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祥子的悲剧有社会批判的内涵：一个勤劳的有骨气的劳动者变成了淡而无厌的混世闲人；一个正直善良的育年变成了懒散的吹鼓手和刁滑的刺儿头；一个憨厚的无不良嗜好的男人变成了烟鬼酒鬼；一个健壮的年轻车把式变成了早衰的小老头。祥子的变化充分地揭示了他所身处的环境对底层劳动者的既是身休层面的也是心灵层面的压迫和摧残。然而，祥子对此却毫无认识，“凭什么”，“我招谁惹谁了?”把阶级的罪恶，误认为是这个人与那个人过不去，把社会的必然灾难，看成是人为的偶然事件，这深化了祥子艺术形象的悲剧性。对于文学,不论是在创作过程,还是在欣赏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人们的强烈感情。这样才能“唤醒人心并且扩大人心的领域”④。同时,任何作品总要展现人的理想,特别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文学描写生活,但不是对生活的临摹；文学反映生活,但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现。文学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所再现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有鲜明倾向的世界,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不可否认,这之中是需要认真分析和品评的。作为一个作家,社会文明的代表,如果为堕落的剥削者找清醒剂,那是唱挽歌；可是对麻木的受压迫者痛其不悟,反映其混沌的悲剧让群众感奋起来,那这作家无疑的是革命的助产士。老舍作为民主革命的战士,通过对市民生活的生动描绘,写出了善良的小人物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⑤。从祥子的厄运中,使读者痛定思痛,探索人生的价值,悔悟其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从而认识社会是否合理。　悲剧的感染,往往是来自它生动描绘了主持正义者的失败和善良愿望的破灭。然而常常有这种情况,同情心使作者拔高了悲剧的主人公,使读者无视那些不幸者身上应当引以为训的行为。但是老舍笔下的祥子是悲剧的主角,但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作家执着地用小人物的遭遇做凸透镜,揭示那“万家墨面没蒿莱”的社会,把祥子悲剧作为落地残叶来勘察“秋风”对社会底层的侵袭。从《骆驼祥子》可以清晰地看到,老舍的悲剧观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他站在抨击黑暗旧中国的高度,写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和英雄们的悲剧相比,普通人的死,尽管不无悲壮,但不眩目,更多的是让读者于淡淡的血痕中看到社会的症结。老舍笔下的悲剧是朴素的,对人们心弦的拨动,往往突出表现在沉闷的氛围对逆来顺受的主人公的无情窒息上。　　 《骆驼祥子》的创作，以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塑造了祥子的典型形象，写出了城市个体劳动者的悲剧史。祥子的悲剧是强者沉沦的悲剧，是性格和命运的悲剧。长篇的全部描写，客观上能使人们认识到：不推翻这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就不能解放，同时我们也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但应该改造客观世界，也应该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结束悲剧。总之，祥子的悲剧形象，不仅在当时能够引起读者的反省，就是到了今天，小说中所揭露的那些小生产者的意识还依然相当普遍地残存于人民群众的头脑里，这无疑影响和妨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当今时代，我们再读老舍的《骆驼祥子》，仍然能够从主人公的悲剧中，得到启迪，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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