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大的湖叫未名湖75

未名湖来源背景：

国学大师钱穆于1930年到燕京大学任教，曾对燕大的建筑命名为“M”“S”楼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样的名字根本没有中国的味道，应该改换成中国名称为好。

当时燕大特地为此召开校务会议，于是，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燕园内还有一处湖泊，景色优美，但还没有名字。当时决定一并起个名字。但各式各样的名字试了很多，总觉得不合适。最后干脆就叫它“未名湖”，这就是今天北大未名湖的来历。

历史背景：

未名湖以前靠万泉河供水，未名湖一带在清朝属于淑春园的一部分，乾隆将该园赐给他的宠臣和珅。在此大肆营建，一共建造楼台64座、游廊亭阁357间、房宇上千，极尽奢侈。和珅后来被查抄之后，淑春园又几易其主。在清朝是圆明园附属的和珅花园淑春园中人工湖。

20世纪20年代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校方请设计师亨利·墨菲规划校园布局，该湖由钱穆命名为未名湖。

1952年，燕京大学被行政撤销，北京大学从市中心迁至燕大旧址。从此，未名湖成为北大校园的一部分。

扩展资料：

未名湖的特点：

人们从石狮守卫的北京大学西门进入，不远处便能看到一对秀丽的华表矗立在办公楼和庑殿围合的那半敞开的空间中。继续漫步向东，无论从哪条路进入以未名湖为主体的园林空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整个的燕园中，未名湖更如烟波浩淼的海洋，在光的作用下，湖面似停泊着万千星辰，发出瞬息万变的光芒，在未名湖畔，东可观湖光塔影；西可看钟亭落霞；南可望湖山林木；北可览层楼幢影，处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未名湖

郑祖军｜北京大学校园的历史由来

（北京大学学报：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记载着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光荣与梦想的未名湖，是淑春园迄今为止最为引人注目的“遗物”——这个可以被视为北大象征的湖泊，却曾属于和珅，这个在历史上并不光彩的人物。

冠绝京师的和家花园

淑春园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辟的，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清《会典事例》中提到：“乾隆二十八年，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可见，至晚在乾隆中叶以前，这个园子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此时的淑春园，基本算不上是个“园林”，仅仅是个大水田。淑春园的美丽时刻，直到和珅成为它的新主人才真正开始。和珅的府第是今天恭王府的前身，而淑春园是他的别墅。乾隆四十九年，和珅出任大学士后，乾隆将圆明园附近的淑春园赐予和珅。因乾隆皇帝常在圆明园　临朝听政，为随时应付皇帝的召见，和珅便经常居住在淑春园中，并将这个曾经是稻田的园子建设得富丽堂皇，花团锦簇，成为当时冠绝京城的私人园林。清末曾有人填词回顾它当年繁盛时的情景：

　“一径四山合，上相旧园庭，绕山十二里，烟草为谁青。昔日花堆锦绣，今日龛余香火，忏悔付园丁。绿野一弹指，宾客久飘零。坏墙下是绮阁，是云屏，朱楼半卸，晓钟催不起娉婷。谁弄扁舟一笛，斗把卅余年外，绮梦总吹醒。悟彻人间世，渔唱合长听。”

　　从这首词中，可以大致了解出当时园子的规模与布置：被四面小山包围的淑春园，周长十二、三里。园内芳草依依，柳枝飘摇，一派北国江南景色。园中有一大湖，湖畔是一座当时可被视为稀世珍宝的自鸣钟。世所流传的查抄和珅家产的清单中记载：淑春园*有楼台64座，四角楼更楼12座，更夫120名。还有奉命查抄和珅家的奏折称：全园房屋1003间，游廊楼亭357间。可见淑春园规模之大。

　　和珅经营淑春园，不仅求规模，还追求气势的恢宏。“宠任冠朝列”的他，竟大胆至仿照圆明园的建筑来布置淑春园。后人斌良在《游故相园感题》一诗中，有两句说：“缤纷珂繖驰中禁，壮丽楼台拟上林”，诗中注曰：“园中楼阁均仿圆明园内规模建造。”而这一明显逾制的行为，则为和珅的猝然获罪埋下了伏笔。

仿建石舫孤屿

石舫 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石舫送毕业生是每个夏天燕园中都会出现的感人一幕。这条俗称“不系舟”的永远不沉之石船，静默地伏在未名湖湖心岛东侧，成为北大校园一景。如果石舫会说话，它不仅会讲出一届届毕业生们或快乐或忧伤的心情故事，还可以告诉我们淑春园这座饱经沧桑的园子的兴衰过程。

“画舫平临苹岸阔，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澄风四面，垂虹影界水*。”——这首刻在未名湖北岸石屏上的诗，总会让　人自然地联想起石舫以及未名湖一带的美景。事实上，这四条石屏是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中移来的，屏风中的四句诗，也并非特为未名湖与石舫所作。能够将未名湖景形容的如此贴切，看似是天作之合，其实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石舫并非淑春园所特有。在圆明园和颐和园中，都有这样的石舫。三者虽然身处异地，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命运：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颐和园和淑春园也遭殃及，三处的石舫均被烧得只剩下了基座。

　　今天，我们能够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中看到一条经过修缮的石舫——清宴舫。这座以花砖和彩色玻璃装饰的二层洋楼式船舱，是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时的加工之作。通过它，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出未名湖中的石舫在未被烧毁时的模样。而这只清宴舫的底座，则是乾隆年间的旧物，也是今日未名湖中石舫的仿造对象。

　　乾隆皇帝在自己执政的第二十一年，在昆明湖中凿了一条石舫，并特意赋诗一首：

雪棹烟蓬何碍冻？

春风秋月不惊澜。

载舟昔喻存深慎，

盘石因思奠永安。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建造这条石舫，是为借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论。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像这条风吹不走、浪打不沉的石舫一样永远稳固。（北京大学学报：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和珅在淑春园中安置石舫，或许是希望他宠臣的地位永远安稳，或许仅仅是为了点缀。但无论原因如何，石舫一类的东西在封建时代是决非皇家之外的人可以享用的。

　　淑春园中的逾制建造，不仅仅只有石舫。嘉庆帝下诏处死和珅时，共列下二十条大罪，其中第十三款即为：“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这个完全仿照圆明园中的“瑶台蓬岛”设计的小岛，便是今天未名湖中的湖心岛。然而，经过了两百多年，昔日和珅湖心岛上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是燕京大学时期建在这个小岛上的有地下室的小亭子“岛庭”，今日也已经不复存在。历史留给我们的与湖心岛相关的资料，只有光绪帝的生父奕欣游览淑春园后为它所做的一首诗：

杰阁凌云久渺茫，邱墟宛峙水*。

敝垣腾础踪犹识，斩棘披榛兴亦狂。

未觌蓬瀛仙万里，已成缧绁法三章。

从来蜃气惊涛幻，每断风帆过客肠。

　　 这首诗大致告诉了我们湖心岛当年的模样。然而，诗的末尾所表现出的悲伤没落、虚无缥缈的哀愁，却是今日游玩于石舫和湖心岛上的我们所难以理解的。

临风待月楼：见证几世姻缘

　　在未名湖畔的迤南山峦上，有一座静谧的三合庭院。院前有两棵白皮松，老干横枝，婆娑弄影。这座燕园里现存的最古老建筑，就是曾经先 后作为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和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寓所的临湖轩。

　　“临湖轩”是这座老建筑的新名字：1931年，冰心将这座庭院命名为临湖轩，后来由当时的北大文科院院长胡适题写了匾牌。此前的二百多年中，这座位于淑春园中的小院的名字一直是“临风待月楼”。

　　和珅是一个很有些浪漫气息的人，而这座承载着和珅浪漫回忆的小楼，也见证了和珅因为他的“浪漫”而遭受的惩罚。和珅不仅有貌还有才，风度翩翩，精明能干。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记述他“容貌端重，长于言语，谈吐隽快纯熟”。这样的人才，不可能不招女子的喜爱。和珅本人也爱美人，在妻子冯氏的支持下，先后纳了好几个小妾，并对她们百般宠爱。风流的和珅，最终为这个住在临风待月楼中的女人付出了代价。嘉庆皇帝惩罚和珅的20条上谕中，第四条就是：“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故廉耻。”这座小楼，在和珅猝然倒台后，因为它曾经的辉煌浪漫而尤易引起人的感伤——“不堪一抹颓墙外，偏见临风待月楼。”（北京大学学报：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时光荏苒，当燕京大学从陈树藩手中买下淑春园的地皮时，这座曾经冠绝京师的美丽园子已是一片颓废景象。在美国人乔治·克里夫妇的捐助下，“临风待月楼”被修缮一新，成为20年代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和接待来宾的地方。

　　或许是因为“临风待月楼”这个名字太过浪漫，这座充满古典气息的建筑，在和珅去世一百多年后，又见证了两段传世良缘。1929年6月，热恋多年的吴文藻和冰心在此举行了婚礼；六年后，吴文藻的高足费孝通和王同惠又在这里举行了婚礼。

临湖轩 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今天，临湖轩作为北大的贵宾接待室，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几千名包括国家元首、著名学者在内的外宾。轩外，临湖轩初建时栽下的一对白皮松仍旧安静地注视中轩中发生的一切。而古香古色的临湖轩中，却再也看不到曾经的主人和在此结下良缘的人们的身影。

　 尽管和珅是否真的贪污了8亿两银子在史学界依然争论不休，尽管没有人能够确认和珅是否的确才华出众并为清朝作了诸多贡献，但无人能否认他平步青云却“哗啦啦似大厦倾”的戏剧性一生。“才足济奸，聪明误用”或许是对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翻尾石鱼 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国学大师钱穆为这个见证百年历史变迁的湖泊所取的名字“未名”，恰恰与和珅的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未名”二字，体现的是知识分子所毕生追求的心境：淡泊名利，宽容无争。倘若和珅能够及早悟到这个道理，便不会在元宵佳节的夜里，于囹圄中写下“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这样辛酸无奈的绝句了。（北京大学学报：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后传：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当时，燕大实行男女分校制度：男校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女校在灯市口同福夹道。担心狭窄的校舍会阻碍学校的发展，司徒雷登决定另寻校址。这位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美国人，或步行，或蹬自行车，或骑毛驴，走遍了北京近郊，看了不计其数的荒坟野岭，最终选中了清华大学堂对面的一块地皮。为买下此地，司徒雷登不辞辛劳，先乘两天火车，再由督军卫兵护卫，骑马一周，穿过土匪出没的险恶地带，亲赴西安，与这块地皮的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当面谈妥了土地交易。他以高超的口才，成功说服这个封建旧军阀以六万大洋的价格将这块风水宝地“半卖半送”给了燕大。燕京大学就在这块老校长历尽周折辛苦置得的土地上建造起来了。这片占地380亩土地，实际上是两座古园林的遗址：一座是明朝著名画家米万钟的勺园；另一座，就是和珅的别墅淑春园——燕大的主体建筑，就是在这个园子的遗址上建造起来的。（北京大学学报：郑祖军1986年9月4日写于临湖轩）

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于1930年到燕京大学任教，当时该校监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是司徒雷登。有一天，司徒雷登设家宴招待新来的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有什么印象，钱穆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燕大是中国化的教会大学，但是来了之后却发现并非如此。比如一进校门，就有一座“M”楼，一座‘S”楼。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所谓中国化，应该从名称开始。”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十分尴尬。事后，司徒雷登专门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与此同时，对于校园中的那一潭优美的湖水，因为一直没有名字，决定一并起个名字，最后决定就叫它“未名湖”，一直叫到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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